内外贸一体化不仅是企业对冲风险的策略，更是开拓新增长空间的战略举措
从“外需依赖”到“内外兼修”
□ 卢洪雨 孙豪
关税战背景下，内外贸一体化成为关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选择。内外贸一体化不仅是企业对冲风险的策略，更是构建韧性、提升竞争力和开拓新增长空间的战略举措。关税战下，危中有机，企业急需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革新的动力。
关税战下的外贸困境与转型契机
当前国际贸易环境正经历深刻重构，外贸企业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进口体量全球第一，且美国很多行业呈现寡头垄断的特征，中国生产企业一旦进入美国企业的供应商行列，几年之内美国市场在其出口或生产份额的占比往往会达到50%-80%，容易形成单一大市场、单一大客户的局面。美国关税飙升会导致企业大量产品积压仓库，资金链岌岌可危，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外贸重镇情况尤为突出，凸显了我国外贸企业过度依赖单一市场的结构性风险。
这场关税战并非突如其来。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企业已开始探索多元化应对策略。部分公司提前布局，在柬埔寨、越南、墨西哥等国开设了工厂，以规避风险。但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海外建厂面临资金、人才和文化障碍，难以大规模复制。
在此背景下，内外贸一体化战略价值凸显。2023年初，商务部等14个部门公布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地区名单，北京、上海、浙江等9个省区市成为试点地区。截至2025年初，这些试点地区已完成80%的试点任务，形成10个在全国复制推广的典型案例。这一政策导向为企业提供了新的战略思路，即通过内外市场协同化解单一市场风险，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比如，外贸起家的宁波惠尔顿婴童安全科技公司，通过内外贸相互促进，实现了销售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原先外销和内销比例为8：2，现在已转为2：8，内销业绩稳居国内前列。企业通过在国际市场上把握到消费趋势，预判国内市场的消费“风口”；而多年代工生产的经历，让企业具备了相当强的产品制造能力与成本控制能力，可以在国内市场与一众国内外品牌一较高下。这一成功转型表明，关税战冲击下危中有机，能否转危为机，关键在于企业能否把握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实现从“外需依赖”到“内外兼修”的战略转型。
内外贸一体化的三大抗风险机制
内外贸一体化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创新、标准衔接和渠道融合，打破长期以来内外贸市场的分割状态，使企业能够基于同一产能体系灵活地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规模经济、交易成本和生态位是内外贸一体化的理论根基。一是规模经济理论延伸。企业通过内外贸统一产能配置，可降低生产线切换成本，实现更大规模的经济效益。企业能够根据国际市场波动灵活调整内外销比例，有效分散经营风险。二是交易成本理论创新。传统外贸模式下，企业面临较高的国际市场交易成本（如认证壁垒、渠道壁垒）。内外贸一体化通过制度性降低交易成本，使企业市场切换更顺畅。三是生态位理论重构。企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标准+生态”综合输出，构建更稳固的国际市场生态位。
由此，可以归纳内外贸一体化的三大抗风险机制。一是产能缓冲机制，即通过统一产能适配多市场，提升企业的订单波动承受力。二是制度成本削减机制，即通过国内外监管标准互认，帮助企业打通国内外市场准入门槛和壁垒。三是生态位强化机制，即通过技术标准+产业链输出，促使企业提升国际市场渗透率。这些机制共同作用，赋予企业应对关税战的“免疫系统”。一方面，内贸市场作为“战略纵深”，为外贸受阻产品提供消化渠道；另一方面，外贸经验反哺内销品质升级，形成“以外促内”的提升循环。中国14亿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为中国经济提供了立足国内、扩大内需的底气，这种底气正是中国企业应对关税战的根本优势所在。
企业应对挑战的关键策略
关税战背景下的内外贸一体化，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集中体现。中国企业正通过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来化解外部冲击，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这一进程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内外贸规则衔接、标准对接、渠道融合、品牌建设，中国不仅为企业构建了应对贸易摩擦的“防波堤”，更在重塑全球产业链分工逻辑——从被动承接订单的“世界工厂”，转向主动配置全球资源的“双循环枢纽”。
一是强化标准对接。实现内外贸一体化的首要障碍是标准差异。外贸产品普遍采用国际标准（如欧盟CE认证、美国FDA标准），而内销需符合国标及行业标准，这种差异常导致企业需维持两套生产线，成本陡增。破解这一难题需采取技术和认证两个层面综合施策。其一，技术层面策略。寻找“最大公约数”，构建兼容性技术平台。选择合适产品生产国外国内通用品，要找到最大公约数，既控制成本，又满足不同准入标准。可以在核心指标采用最高标准，兼容多国要求，通过模块化设计实现核心部件通用化，差异部分灵活替换。其二，认证层面策略。活用“国际标准转化”政策红利。我国国际标准转化率已超83%，企业可依托地方“三同”服务平台加快认证衔接，降低企业认证成本。
二是加速渠道重构。渠道能力是内外贸转型的关键，必须打造“双循环”流通网络。外贸企业惯于B2B大订单模式，缺乏国内分销网络和品牌认知；内贸企业则面临海外渠道开拓难题。破局需要多维发力。其一，外贸转内销。借力平台“转内销绿色通道”快速切入市场。当前各大平台已开通高效入驻通道，企业可以借助这些平台，将出口产品快速推向国内消费者。同时，企业可以通过参加国内各类展会，展示产品，拓展客户资源。其二，内贸转外贸。日用消费品企业可以依托“跨境电商+海外仓”模式轻量化出海，工业品企业可以与国外经销商合作，借助其渠道优势，打开当地市场。例如，重庆发挥大足龙水五金市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优势，让生产五金、汽摩、农机等产品的小微企业加速出海。其三，融合创新。探索“并行港”物流模式降本增效。2024年9月，“南航757”轮船自广东湛江港启航，开创性地混载外贸纸制品与内贸豆粕，途经洋浦港、蛇口港集拼后发往亚欧国家。这种创新物流模式破解了内外贸货物“背靠背”运输的低效问题，使企业物流成本降低15%-20%。
三是推动品牌建设。无论在国内、国际市场，品牌均是产品溢价最多的因素，2024年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出口占比已经达到81.5%，但全国层面自主品牌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同比提升仅为21.8%，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一，国际品牌推广。出口企业应进一步加强品牌国际推广，拓展国际市场份额，提升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此外，企业还要注重品牌的本土化运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消费习惯等因素，调整品牌传播策略和产品营销策略，提高品牌在当地市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其二，国内品牌塑造。在国内市场，出口企业要根据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和消费习惯，确定品牌的核心价值和独特卖点，并通过广告宣传、社交媒体推广、参加公益活动等方式，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是提升供应链协同。提升供应链协同可以从供应链本地化和供应链数字化两个方面抓起。其一，供应链本地化。为了降低关税风险和运输成本，企业可以在目标市场建立本地化供应链。通过在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建厂，采购当地原材料，雇佣当地劳动力，生产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这样不仅可以有效规避关税壁垒，还可以提高产品的供应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符合原产地规则。其二，供应链数字化。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供应链的可视化管理和协同运作。企业可以通过建立供应链管理系统，将供应商、生产企业、物流企业、销售渠道等各个环节连接起来，实时共享信息，提高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和运营效率。数字化供应链还可以帮助企业及时发现供应链中的风险点，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应对，提高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
（作者分别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来源：大众日报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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