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第138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第三期开门迎客，广州琶洲展馆内熙攘往来。

就在几公里外的广东省博物馆，“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大展正在热展，不断吸引着参与广交会的海外客商和各界市民、游客前来参观。

古今外贸的活力在此刻跨越时空，交相辉映。这一件件跨越唐宋元明清的文物遗存，向世人更加清晰地解锁了广东从“海上丝路起点”跃升为“中国外贸第一大省”的深层逻辑。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制度沿革，正为当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历史镜鉴。

唐代：以制度为纲，以人文为脉

走进展览现场，入口不远处一枚不起眼的伊娑郝银铤拓片吸引众多游客驻足。

“第一次知道唐代就有这么细致的外商治理，连外商遗产的处置都考虑周到了。”来自广东实验中学的伍同学看到这枚银铤背后的故事颇感意外，“在这个展览里，我看到了历史教科书里都没有写到的故事和细节。”

唐代的广东，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而这枚伊娑郝银铤，便见证了唐代广东已有处理外商遗产的相关制度。

公元8世纪下半叶，波斯商人伊娑郝来华贸易期间，不幸客死广州，因三个月内无亲属认领遗产，岭南节度使与市舶使依例将他的遗产移送长安。

这一史实背后是唐代针对外商遗产处置逐渐成熟的管理制度，既保障外商合法权益，又通过官方介入维护贸易秩序。

一方面，官府并非在外商去世后立刻处置遗产，而是设定了三个月的认领窗口期。韩愈在《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戣）墓志铭》中记载：“绝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货，满三月，无妻子之请者，尽没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计往复，何月之拘，苟有验者，悉推与之，无算远近’。”曾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的孔戣充分考虑到外商亲属跨海远洋常以年计，于是取消了三个月的期限，只要有亲属前来认领，不论远近都将遗产返还。这体现了外商遗产管理制度的变革始终以人文为脉，不断探索完善。

另一方面，官方主动介入保护而非放任，从根源上防止了本地豪强或不法之徒侵吞、霸占外商遗产。

安史之乱后，外贸事务由地方军政长官（岭南节度使）与专职外贸官员（市舶使）协同共管，节度使负责封押、护送，市舶使负责估价、登记，形成“分工而不割裂”的治理格局。

此外，唐代广州对外贸易繁荣，多有蕃商留居。族群复杂、数量庞大的蕃商在广州并没有处于无序状态，而是在城西逐渐形成蕃坊。

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曾昭璇在《广州历史地理》中写道：“唐代蕃坊是一个外国商人聚居区，不是一条街。北到中山路，南达惠福路和大德路，西抵人民路（西城之城墙），东达解放路。”

唐代对蕃坊的管理更体现出尊重包容的智慧，允许外商聚居形成“蕃坊”，由“蕃长”自主约束内部事务，既尊重外商的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又将贸易活动纳入官方管理框架，实现“多元共生”与“秩序稳定”的平衡。

如今，当代中国持续完善外商投资法、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保障外资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正是对唐代外贸管理以制度为纲、以人文为脉的传承与发展。

宋代：短期交易走向长期共生

南海神庙对广州本地市民来说颇为熟悉，但展厅里《大宋新修南海神广利王庙之碑》的拓片却讲述了“老广”都不一定知道的故事。

因陆上对外贸易范畴受限，宋代中国遂将外贸重心转向海路。由此，北宋攻克南汉后随即在广州设市舶司，广州成为宋朝对外交往的唯一港口。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颁布的《广州市舶条》，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贸法，后推广至全国各市舶司。

广州市舶司不仅成为北宋首个市舶机构，更凭借“管理范围最广、存续时间最长”的特点，为当时的广东乃至全国外贸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制度环境。“市舶宴”便是其中的点睛之笔。

历史学家蔡鸿生曾在《羊城晚报》撰文《市舶宴：宋代广州为外商践行的酒会》。文中指出，因受季候风制约，宋代来往广州的海舶“冬往夏归”，许多外商需在广州居住一整年（称为“住唐”），待来年季风来临时再启程。每当外船启碇前，广州市舶司提举官便会设宴请客，以公使酒库的酒为外商饯行。

本次大展的策展团队特别在展厅呈现的《宋会要辑稿》亦能佐证。据其记载，宋政府积极采取优待蕃商政策、定期设市舶宴等，鼓励他们来广州贸易。外贸管理人员中外兼有，体现出对外贸易中外共参的特点，更以“柔远”之道吸引外商，促进中外友好，维护国家稳定与繁荣。

宋代的广东外贸，通过市舶司体系化制度保障贸易秩序以及市舶宴等人文性礼仪增强外商认同，双重激活贸易活力，让外贸从“短期交易”走向“长期共生”。

而宋代“市舶宴”，不再局限于“完成基础服务”，而是通过“主动关怀”让海外客商感受到被重视，进而增强对广东外贸环境的认同与信任。

这种“刚柔并济”的思路，既是千年外贸智慧在当代的鲜活转化，也为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可借鉴的“广东样本”。

值得一提的是，宋太宗曾遣使臣团赴海外诸国，主动招徕商贾来华贸易，“主动招引”外贸管理。

元代：技艺融合与“需求定制”的外贸突破

在展厅中间，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代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被放在独立的专门展柜中，看似传统的器型与纹饰，却藏着跨文明融合的密码。

展览策展人丁蕾在展柜前向记者解读这件国宝：首先，烧制青花瓷所用钴料大多来自海外，广东是其传入中国的重要区域，促成了中国瓷胎与波斯钴料的技艺融合；其次，青花瓷是当时最大宗的商品之一，广州城市中心及沿海沉船中发现的大量青花瓷器碎片，均证实广东是元青花外销的重要枢纽，各地瓷器经广东港口或沿海运送至海外，推向全球市场；玉壶春瓶是当时深受国外喜欢的流行器型——由此可见该元代青花玉壶春瓶是当时海外贸易的集大成见证者。

元代的广东外贸以“精准对接海外需求”为核心，通过跨文明的技艺融合，打造“定制化产品”。这一思路为我们当代广东外贸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提升”、实现价值链升级提供了历史启示。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政府对瓷器海外贸易有着直接的扶持与参与，在瓷器出口贸易上采取了不少支持措施，尤其是在税收上施行让利优惠政策，注重遵循互通有无、平等公平、自愿买卖等具有契约精神的文明规则。

明代：却金不受与通关便利

展览展出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东莞“却金亭碑”的碑文拓片，也蕴藏着丰富的故事。这片碑文拓片记载了一段廉政佳话：嘉靖十七年（1538年），番禺知县李恺奉命主持东莞外贸税收（“榷莞税”）。

李恺大刀阔斧改革，允许外商自报货物数量，简化查验流程，明确“不封船、不抽税、不拉差役”，严禁官吏随意骚扰外商。曾因当地官员勒索而苦不堪言的外商大为受益，为表谢意，暹罗（今泰国）商人柰治鸦看邀集外商筹银百两相赠，李恺坚决拒收。

李恺的改革还将信任赋予外商，既提升通关效率，又降低贸易成本，与唐代市舶司“阅货抽分”的规范化传统一脉相承。

崇祯《东莞县志》（卷六）对此事也有记载：“李恺以嘉靖十七年榷莞税，分毫不染，彝人请于藩司，崇坊以报德，乃建却金留芳亭于莞教场。”珍贵的却金亭碑一直保留至今，碑记讲述了这段佳话。

几位来自东莞的观众看到《却金亭碑记》拓片，感到格外亲切。“却金亭碑是我们东莞的佳话，没想到在省博外贸大展上还能看到它。”市民周女士说，“李恺的改革让外商信任东莞，现在东莞外贸这么强，也是继承了这份诚信底色。”

明代对外贸易制度以国家安全与政务稳定为核心，海禁政策与朝贡体系贯穿始终。广东作为海上门户，在服从中央管控的同时，亦不断探索地方路径，成为制度变革的先行者。

明中期后，沿海私人海商日益活跃，以生丝、丝织品等商品推动贸易格局转型。广东率先推行“广中事例”，税收上复用宋元时期的抽分制，万历年间又改为丈抽方式，既拓展中外交往，亦显著增加外贸收入。

此外，广东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允许百姓与外商直接贸易，展现出中央管制下探索弹性空间的智慧。

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地方因势应变的能动性，也为当今复杂国际环境下推进区域合作、灵活开放提供了历史借鉴。

从明代的自报核验，到“广中事例”的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再到当代的便捷通关，制度创新、互利互信始终是广东外贸穿越周期的核心动力。

清代：商品输出到文化共鸣

乾隆广彩浆胎花卉奖杯纹瓜棱扁瓶在柔和灯光的照射下，瓶身上“C”形“S”形的洛可可曲线显得优雅唯美。暖黄色的光线漫过玻璃展柜，衬得瓶身愈发温润，精致得仿佛能触摸到细腻纹理。

不少年轻女生拍照打卡这件充满西方审美趣味的独特瓷器，“没想到几百年前的广东就这么‘潮’，广彩不愧是以前‘中国制造’的全球爆款。”

乾隆广彩浆胎花卉奖杯纹瓜棱扁瓶处处透着“洛可可”风格的精致，大量的优雅曲线与贝壳状纹饰，迎合了18世纪欧洲的审美潮流。同时，这类瓷器还常常融合中国传统的花鸟纹、岭南风物等元素，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气质。

从传统的茶叶、丝绸、瓷器到外销画、牙雕等外贸商品，清代广东的外贸早已超越“生活器具”的范畴，实现从“商品贸易”到“文化共鸣”的跃升。

结语

从波斯商人伊娑郝客死广州后官府依规处置遗产，到宋代市舶司设宴为“住唐”蕃商饯行；从元代中东钴料与景德镇瓷胎碰撞出元青花的惊艳，到明代暹罗商人与东莞官民因“却金不受”结下互信；再到清代广彩瓷器摆上欧洲宫廷的餐桌，“中国风”成为欧洲社会的流行风尚……

千百年来，广东外贸始终坚持“互利天下”——不仅交换商品，更交换审美与文化，以国家制度参与保障，让不同文明在共鸣中相互融合接纳。

如今，“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共识穿越时空，成为外贸行业对广东最深刻的认同，更让广东外贸跳出“物质交易”的局限，成为不同文明对话的桥梁、共生的纽带。

“互利”，从来不是一时的数字增长，而是跨越国界的信任传递；“开放”，从来不是单向的商品输出，而是文明间的双向奔赴、长久共生。这既是广东外贸“互利天下”的千年答案，也是它面向未来的永恒初心。

（来源：羊城晚报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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